在儒家思想的体系中，“格物致知”是连接内在德性与外在实践的关键环节，也是理解儒家认识论的核心命题。从《大学》的原始表述到宋明理学的诠释深化，“格物”与“致知”的关系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中国哲学中关于“如何认识世界”与“如何成就自我”的经典讨论。
一、《大学》中的原始脉络：从“格物”到“致知”的逻辑起点
“格物致知”的概念最早出自《礼记·大学》，作为“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其原文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的“格物”是“致知”的前提，“致知”是“格物”的结果。“格”有“推究”“穷究”之意，“物”指事物的道理、规律；“致知”则是“获得知识”或“明达事理”。《大学》将“格物致知”置于“诚意正心”之前，强调认识世界是修养身心的基础，只有先理解事物的本质，才能端正自己的意念与心态。这种逻辑关系，奠定了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雏形——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
二、朱熹的“即物穷理”：格物与致知的向外拓展
宋代理学家朱熹对“格物致知”进行了系统诠释，将其纳入“理学”的认识论框架。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朱熹注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
朱熹认为，“格物”是通过接触具体事物，穷究其中的“理”（即事物的本质规律），而“致知”则是将这种对“理”的认识推广到极致，使自己的知识更加完备。他主张“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通过积累具体的认知，最终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即把握宇宙万物的根本之“理”（天理）。在朱熹的体系中，“格物”是“致知”的方法，“致知”是“格物”的目标，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强调向外求理的认知路径。
三、王阳明的“事上磨练”：格物与致知的向内回归
明代心学家王阳明则对“格物致知”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他在《传习录》中指出：“格者，正也；物者，事也。”“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 王阳明将“格物”理解为端正自己的行为（事），而“致知”则是恢复内心本有的“良知”（即道德意识）。
王阳明反对朱熹“向外求理”的路径，认为“理”不在事物之中，而在人的内心。他举例说，若要“格”竹子的理，不是去研究竹子的生长规律，而是要通过“事上磨练”（如处理人际关系、应对具体事务）来端正自己的心态，恢复内心的良知。在王阳明的思想中，“格物”与“致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格物是致知的实践，致知是格物的本质。他强调“知行合一”，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只有将对良知的认识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才能真正实现“致知”。
四、“格物”与“致知”的当代启示：从“认知”到“实践”的统一
从《大学》到朱熹，再到王阳明，“格物致知”的内涵不断演变，但始终围绕“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展开。朱熹的“即物穷理”强调通过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获得知识，王阳明的“事上磨练”强调通过内在的道德实践恢复良知，二者共同构成了儒家认识论的两种路径——向外求理与向内求心。
在当代社会，“格物致知”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认识世界与修养身心是不可分割的——既要通过学习与实践了解事物的规律（格物），也要通过反思与内省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致知）。这种“知行合一”的智慧，正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人最珍贵的启示。
参考资料
1. 《礼记·大学》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3. 王阳明《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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