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1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机组。这是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来，东电旗下核电站首次重启。柏崎刈羽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后停运，本次重启原定于1月20日进行，却因为控制棒防抽出功能存在多达88处设置错误，被迫临时延期。
这组冰冷的数字，远不只是技术层面的“瑕疵”。福岛的阴影仍未散去，日本国内民间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国际社会也表达关切。东电的每一步动作，都像是踩在尚未愈合的集体记忆之上，任何一个失误，都会被放大成对整个制度与文明路径的质疑。
从表面看，这是一场围绕能源安全、技术可靠性、监管责任的争论；但若从思想史与哲学视角俯瞰，它其实触及一个更深的问题：人类究竟是否准备好，与这种级别的自然之力“共处”？
“烹小鲜”的火候与核电的火候
《道德经》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小鱼之所以难，难在火候——翻动太勤则鱼碎不成形，火候不足则半生不熟，火候过猛则焦而难食。治理大国如烹小鲜，用力都在“微处”，在谨慎，在不逾矩。
核电重启，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一个国家“火候感”的严苛考验。柏崎刈羽6号机组的重启，就像端上一道足以改变国家能源结构、地区生态安全乃至周边外交格局的“珍馐”。问题在于，东电是否真有资格重新上灶，重新掌勺？
《道德经》又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所谓“鬼不神”，不是说风险不存在，而是说，当治理者循“道”而行——尊重规律、敬畏边界、把安全置于功利之前——那些潜藏的危险，仍在那里，却不至于“伤人”。
核能的“鬼神”之力，世人已在切尔诺贝利与福岛两次领教。今天谈核电重启，说到底就是一问：日本在决策与监管层面，是否真正“以道莅之”？若是，则风险虽在、仍可驭；若不是，则所谓“重启”只不过是新一轮灾难的伏笔。
顺应自然，还是再次试探边界
庄子《养生主》中有言：“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所谓“缘督”，是顺着那条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中线”而行，不走极端，不逆势强行，而是在规律之中为自己求一条通达之路。
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营，表面上是钢筋混凝土、反应堆与控制棒，实质上是对自然底层力量的调动与挪用。核裂变所释放出的能量，本不属于人类日常经验的尺度，人类将之收入“技术的笼子”，就更应明白：这不是一种可以任性挥霍的力量，而是一种要在敬畏中使用的力量。
福岛核事故，是对“违背自然规律”的一次惨痛反噬：对海啸风险的低估，对极端事态的侥幸，对安全冗余设计的不足，最终汇聚成难以收拾的灾难。如今，东京电力再次把手伸向核能开关，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的举动，本应在“吸取教训”的前提下进行。然而，重启一开始便曝出控制棒防抽出功能88处设置错误——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态度问题。
顺应自然规律，不仅是设计层面的冗余与评估，更是一种根本的精神姿态：承认人类的有限，承认任何技术系统都可能失灵，承认安全优先高于经济计算。缺少这一点，“顺势而为”就容易滑向“以势压人”，自然迟早会用另一种方式给出回应。
慎始与敬终：历史镜鉴与当下失误
回望历史，《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虽有虚构成分，却在一个关键特质上被世代认可：用兵谨慎，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未可言胜，先计可败”。而《资治通鉴》中历代治国经验，也不断强调“慎始敬终”四个字。
“慎始”，意味着在一件事情启动之前，就将最坏的可能、最细微的风险纳入考量。当日本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在第一步就被曝出控制棒防抽出功能出现88处设置错误，这实在难言“慎始”。控制棒，是核反应堆的“刹车”和“保险”，其防抽出功能存在如此数量级的设置失误，本身已构成对公众信任的消耗。
“敬终”，则要求在整个运营周期内，始终保持对风险的清醒意识，不因系统运行平稳而松懈，不因经济压力而降低标准。福岛事故发生后，日本社会原本有机会在“敬终”这一课上作出深刻反省，而现实却让人不免疑问：东电乃至监管机构，是否真的完成了这种精神层面的转变？
技术可以升级，标准可以修订，但“慎始敬终”的治理智慧，既关乎制度，也关乎人心。当一个国家在核能这样高度敏感的领域，尚无法在“开局一步”上做到稳健无漏，人们对其“残局守成”的信任，自然难以建立。
技术的狂欢与伦理的悬崖
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大惯性，是把技术进步视为一种几乎不容怀疑的“正向运动”。核能更是这种进步主义叙事中的耀眼符号：高能量密度、低碳排放、缓解能源焦虑……这一切似乎构成了不可拒绝的理由。
然而，核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失误”的成本提升到了近乎文明级别。一旦事故发生，其波及范围、时间长度、后代承担，都远超一般工业风险。技术的尺度一旦放大到这个程度，伦理就不再是可以被“顺带考虑”的附属品，而必须成为决策的中枢。
站在哲学的高度看，核能问题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面镜子：我们究竟是把自然当作一个可以被无限征用的资源库，还是承认其中有一些区域，必须以“不可轻犯”的态度对待？在掌控与敬畏之间，人类是否愿意为“安全与伦理”让出一部分效率与利益？
若只一味追逐技术的胜利，而对安全伦理抱着“勉强合格即可”的态度，那就好比在悬崖边修一条高速公路——车确实开得更快，但任何一次偏航，代价都可能是无法承受的坠落。
出世之心，入世之鉴
作为在尘世中修行的人，回看这场核电重启风波，更容易感受到其中微妙的张力：一边是国家能源战略的现实考量，一边是福岛事故留下的集体创伤；一边是技术官僚对风险概率的冷静计算，一边是普通民众对“万一”的由衷恐惧。
修道之人常讲“出世之心，入世之行”。所谓“出世”，不是逃离人间，而是在纷扰之中保持一份清明与距离，不随情绪起落，不被利益迷眼。当我们用这样的视角看待日本核电重启，就不会只停留在“支持”或“反对”的浅层立场上，而是要问：这一选择背后的价值排序是什么？是安全优先，还是经济优先？是对过去负责，还是对未来侥幸？
“缘督以为经”，不仅适用于个人养生之道，也适用于国家与文明的路径选择。核能这种级别的力量，若要“全生”，就必须在制度上、技术上、文化心态上，确立一种真正长期主义的安全观，而不是在短期压力下仓促决策。
敬畏与修心：从核电到日常人生
最终，这一议题并不只属于日本，更不只属于核电。它折射出的，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一道考题：在追求“更快、更强、更高效”的同时，是否还记得“敬畏”二字？
对个人而言，所谓修行、修心，并非高坐山林，而是从最日常的选择中，练习一种审慎与自制——不逾越自己能力的边界，不挑战自己无法承担的风险，不因为一时的利益而轻忽长期的后果。核能重启，是国家层面的“大事”，而我们生活中的小事，也同样需要“慎始敬终”。
在这个技术几乎无所不能的时代，人更需要学会对“能做到的事”，说一句“是否该做”。道家思想中那种顺势而为、不与天地争强的智慧，表面上看是“退一步”，实则是在为自己、为社会、为后代保留一条不至走到绝境的路。
在福岛阴影尚未消散的今天，日本选择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是现实压力下的抉择，也是对自身治理智慧的一次公开考试。人类社会能否在进步的名义下，仍坚守安全与伦理的底线，将决定我们究竟是在走向“可持续发展”，还是在文明的边缘试探命运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