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这一天，颇有些耐人寻味。
凌晨00时55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执行实践三十二号卫星发射任务，因火箭飞行异常，发射宣告失利。
同日中午12时08分，谷神星二号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同样出现飞行异常，首次飞行试验任务失败。两次任务失利的具体技术原因，相关部门正在排查之中。
作为研究风水多年的学人，我并不参与技术层面的分析，但从“时”“位”“气”三者相互作用的角度看，这一昼夜之内两地相继失利，确实值得从环境与气场的关系上做一番冷静的思考——当然，这种思考绝非替代科学研判，而是作为一种补充视角。
若从风水学理来审视，航天发射场的选址，首要讲究的，便是地势与气场。
地势宜开阔。
发射场需大范围安全区，这与风水中“明堂开阔、气机有容”的要求高度契合。地形过于逼仄、被高山峦嵯峨环抱而又缺乏通达之势，往往容易形成“气局闭塞”，在传统风水中被视为不利于大规模工程与高风险技术活动的格局。
气场需通畅。
风水不单看山川形势，也重视气流、水流与人流、物流的整体运行状态。发射场周边若存在强烈的“阻隔感”，例如地形形成“回风”、“旋涡”之势，或建筑群排列紊乱、形成“气路中断”，在传统语汇中常被视为“气脉不顺”。
航天活动对环境稳定性、气象条件极其敏感，现代科学所考量的风、湿度、气压变化，其实与古人所言“气场紊乱”，在本质上存在某种层面的对应关系，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风水中，建筑朝向并非简单择“坐北朝南”，而是要“因地制宜、顺天应人”。
发射塔、指挥大厅、核心机组建筑，皆是“主器”。其朝向若能顺应当地地形走势、日照规律与主导风向，使“光、风、气”三者形成协调的流动，则整体环境会呈现出一种相对和谐的能量状态。
反之，若主建筑朝向与地势走势“反气而立”，或在气流主通道上形成强烈的“冲煞”，在传统风水话语中，便往往会被视为“与天地之气相悖”。
这并非说一定会引发具体事故，而是认为：在高风险、高精度的工程活动中，一切微小的不协调因素，叠加起来都有可能放大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机会。
航天发射场内，设施布局极为复杂，包括发射塔、技术区、测控区、生活保障区等。
从风水角度看，这些关键设施好比一座“大器局”中的不同“经络节点”，其相互位置、方位角度、空间距离，都关系到整体气场的流转。
理想的格局，是形成相互呼应、互为支持的“联动场”：
– 主体设施之间有清晰的“气路”与“视线通道”；
– 高耸结构的“竖向之气”与地面广场的“横向之气”交汇而不冲突；
– 功能区域分工明确，但在气场上又不过分割裂，避免形成“各自为阵”的散乱格局。
如果布局杂乱、建筑高低失衡、动静交界混乱，在传统风水中常被视为“气机紊乱”，对需要高度协同的系统工程并不有利。
历史上，因选址不当而导致问题频发的实例并不少见。
例如曾有工厂建在气场闭塞、地形压抑之地，周边山势逼压、水系受阻，厂区内部道路错乱、布局缺乏主次，结果生产事故屡屡发生。后来搬迁至地势宽缓、通风采光良好、交通顺畅的新址后，运行安全记录明显改善。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是选址、通风、采光、交通、管理等多因素综合的结果；而从风水学的语言体系看，则是“由凶地转吉地，气场由滞转顺”。二者并不矛盾，只是认知框架不同。
因此，将这类经验类比到航天发射场，并不是武断地将某次失利简单归咎于“风水不好”，而是提醒我们：对环境与布局的细致考量，在高精尖工程中，始终有其必要性。
回到1月17日这两次任务。
从公开信息看，目前只能肯定：
– 西昌实践三十二号卫星发射失利，系火箭飞行异常所致；
– 酒泉谷神星二号首次飞行试验任务失败，同样发生飞行异常；
– 两起事件原因正在排查之中，尚未有权威结论。
在尊重这一事实前提下，若仅在风水层面做一番理论上的推演，只能说：
– 发射场的自然地形、区域气候、场区布局，长期来看，确实可能对整体任务的“顺与不顺”产生某种微妙影响；
– 同一日内两次失利，从时序与气象条件上，可能存在某些值得细查的共性因素，而这类因素在古人那里，往往统归为“时运”“气候”一类概念；
– 若某些设施或区域布局本就有“气机不畅”之隐患，当多项任务高频度叠加开展时，容易在总体概率层面放大某些风险。
但必须强调的是：
任何具体事故的技术原因，仍须依靠严谨的工程分析、数据复盘与试验验证来界定。风水的视角，只能提示人们在“环境与活动”的关系上，多一些审慎与整体观念，而不能替代技术调查报告。
许多人一听“风水”，先入为主地以为是迷信。其实，若剥去附着其上的神秘化包装，从学术史角度来看，风水更接近于古代的“环境规划学”“人居适应学”。
古人没有现代科学的仪器与理论体系，只能通过长期观察——
– 哪些地方容易积水、潮湿、瘟疫；
– 哪些地带多雷击、地震、山崩；
– 哪些方位日照合宜、通风适中；
– 哪类格局有利于聚集人气、商业与资源……
这些经验，逐渐被抽象为“气”“势”“形”“局”等概念，形成一整套术语体系。
我们今日回看，完全可以用气候学、地质学、建筑学、人文地理学来重新解读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因此，说“风水并非迷信”，并不是要求人们照单全收古书上的每一句话，而是承认：
它是古人面对复杂环境时的一种综合性思考方式，是对“环境—人—活动”关系的长时段观察记录。把其中合理的部分转化为现代规划与工程实践中的参考，并无不可。
对于航天这类尖端科技领域，更有必要强调：
– 技术问题，必须依托现代科学方法，反复论证、严格求证；
– 环境与布局问题，则可以在科学的基础上，适度吸收风水学中对“整体格局”“动静分区”“气流通道”“场域协调”的经验与警示。
所谓“趋利避害”，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意识：
– 在选址阶段，尽量避开地质、气象等明显不利因素；
– 在布局阶段，兼顾功能与环境的和谐，避免形成明显的“堵塞”“冲突”与“紊乱”；
– 在工程运行阶段，尊重自然条件与时序节律，不盲目逞强。
如果能以科学态度看待风水，将其视作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一种传统表达方式，并在辨别、筛选之后加以合理运用，既不迷信，也不拒斥，反而更有助于我们在高风险领域中多一层“纵览全局”的眼光。
人类仰望星空、追逐宇宙，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每一次火箭的点火升空，既是科技能力的展示，也是对系统工程极限的再一次挑战。
在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星辰的同时，不妨也回头看看脚下这片土地：
发射场所在的山川地势是否顺畅有情？
建筑与设施的排布是否有利于气机运行与人的协同？
整体环境是否真正做到“有序、清明、协调”？
当技术层面的调查与改进不断推进之时，从风水与环境的角度再多问自己一句：
这片承载航天梦想的土地，其“格局”是否也已经被我们充分理解与善用？
若能做到“技近乎道，形与气合”，或许，未来的征程会更加稳健而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