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4日，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向最高拉达提交了他的首次工作报告。冰冷的数据背后，是刺眼的现实：在俄乌冲突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乌军约有20万逃兵，约200万人逃避参军。数字本身不复杂，但它所勾勒出的，却是一幅人力不断流失、社会信心骤然塌陷的残酷图景。
乌克兰高层当然看见了这一切。费多罗夫在报告中承诺，要推进军事改革，改善前线设施，加强对军队的物资与基础条件保障，同时强调要严厉打击系统性腐败。在政治语言的层面，这几乎是所有战争国家的“标准答案”：改革、改善、反腐——听上去什么都对，却又无一能直接触碰到“人不想打”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20万逃兵与200万逃避参军，不只是军事统计学意义上的“战斗力流失”，更是整个社会对战争的心理拒绝、伦理困惑和价值反噬的集中体现。乌克兰面临的不只是前线的炮火危机，还有后方的精神耗竭与道德崩塌。
逃兵潮背后的社会创伤与人心疲惫
战争拖到这个程度，人心的倦怠几乎是必然。起初的激情、义愤、集体动员，往往可以支撑一时，却无法支撑年复一年的消耗。士兵不是抽象的“兵源”，而是有父母、有妻儿、有惧怕、有渴望的活人。
这20万选择逃离前线的士兵，和200万拒绝走进征兵体系的适龄公民，他们的行动在逻辑上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恐惧死亡，有的是因为对前线补给与指挥体系彻底失望，有的是因为厌恶腐败和权力层的冷漠，还有的，纯粹是对毫无尽头的战争失去了信念。但这些分散的个体动机，在宏观层面却汇聚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号：社会对战争的接受度正在迅速枯竭。
战争的正当性一旦在民间心中开始动摇，任何层面的“改革”都显得苍白。改善前线设施、提高待遇、打击腐败，固然重要，却解决不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人们已经在心理上与这场战争“离婚”了。
这不是乌克兰一国之困，而是所有陷入漫长战争的人类社会都会遭遇的宿命。只不过，在信息透明、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今天，这种离心趋势显得尤其迅猛而赤裸。
老子之戒：兵者不祥，人心之厌战是“道”的回声
如果把今天乌克兰的局面放进中国古典思想的框架中来审视，道家对战争的警惕格外刺耳。老子早已说得明明白白：“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器，是不祥之器；万物多厌恶它；真正有“道”的人，不愿与之为伍。
从这个视角看，乌军的大规模逃兵与逃避参军，并不只是“纪律涣散”，很大程度上是人性本能对战争的排斥，是生命对“不祥之器”的自发远离。战争不再被视为荣耀，而被视为深渊；军装不再是光环，而成了带着血腥味的枷锁。
国家机器会把这种行为定义为“逃兵”、“违法”、“背弃职责”，这是权力话语的自然反应。但从道家的视角，人不愿意投入杀戮，并非全然是道德的堕落，反而是对“道法自然”的某种朴素回归。自然之道，本就不是你死我活，而是生长、调和与顺势。
当战争持续到让人难以看见“正义的终点”，当牺牲再也看不见清晰的意义，人们用脚投票，远离前线，这种“厌战”恰恰是那句“物或恶之”的现实显影。战争拖得越久，人心对它的厌憎，就越符合老子关于“兵”的警示。
庄子的无奈智慧：在不可奈何中自保其身
如果说老子提醒我们“有道者不处”，那么庄子则教给人们在无法摆脱局势时的一种生存智慧：“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知道有许多事根本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于是只好把它当成命运，努力在其中保存一点安然与完整。
乌克兰许多普通士兵与民众，正处在这样的困局中：国家机器在运转，地缘政治的棋盘早已摆好，个人能选择的，不过是在枪口的哪一端，在战壕里继续煎熬，还是想方设法逃离。选择逃亡的人，未必不知道风险；但在“不可奈何”的境地下，这是他们为自己和家人留下的一点余地。
庄子并不是教人懦弱，而是提醒人不要把自己轻易交给疯狂的时代。面对无法阻止的冲突，能尽可能保全一条性命、一点良知，未尝不是另一种层面的“知命”。逃离战场，有时不只是躲避子弹，也是拒绝让自己彻底沦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冷酷零件。
这种“知其不可奈何”的姿态，可以被政权视作“不负责任”，却也可能是个体对自身存在最本真的负责。道家思想的锋利恰在于此：它不崇拜任何集体主义的抽象神话，而是把“人”本身，摆回了价值的中心。
民生之苦：税负、权力与战争机器的运转代价
老子还有一句话，用在今天尤其扎眼：“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众之所以饥饿，是因为在上的人汲取太多；民众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当权者妄为太甚。
战争几乎总是扩大这一切。为了战事，财政必须倾斜，税负显性或隐性地增加：物价上涨、基础民生支出压缩、资源持续向军工与军费倾斜。前线需要源源不断的补给，后方就要持续“出血”。而当这种“出血”被包装成“爱国”“牺牲”“历史责任”时，民众在话语上被捆绑，在现实生活里却越来越喘不过气。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战争成为权力施展的最大舞台，“其上之有为”往往到了极致——不断颁布命令、强化动员、严控舆论、重塑叙事。在这个过程中，腐败、寻租、权力寻欢作乐，很容易在“非常态”的名义下肆意生长。乌克兰高层今天要嚷着“打击腐败”，本身就说明此前的战争机器里早已泥沙俱下。
在这种语境下，乌士兵的逃亡，以及大规模的逃避兵役，不仅是对死亡的畏惧，也是对“其上之有为”的无声抗议。当一个人发现，自己不过是被拖上战场去为一套自己无法信服的体系做牺牲时，他的第一本能，就是挣脱。
历史之镜：《三国演义》中的厌战与人性崩塌
如果把目光从现实移向历史与文学，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人类在战争中的心理轨迹并无太大差别。《三国演义》里不乏士兵厌战的情节：长年累月的征伐，老百姓“十室九空”，士兵疲惫不堪，只想逃命求生，早已无心再谈忠义与名节。
从官修史书到通俗演义，战争一旦拖长，士兵厌战、民众逃散几乎是固定的结局。开战之初高举的旗帜、被歌颂的将军、被鼓吹的伟大事业，终究敌不过现实的饥饿、伤残、离散与绝望。人性被消耗到一定程度，任何宏大叙事最终都会破碎。
今天乌克兰前线的士兵，与当年《三国演义》中那些被一次次拉上战场的无名卒，究竟有多大区别？在权力的视角中，他们是数字，是“可消耗资源”；可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却每一个都是独子、丈夫、父亲，是某个家庭全部的希望。
时代在变，武器在变，战争宣传的话术在变，但士兵厌战的心理，并未改变。历史没有给出别的答案，只是一次次提醒：战争的拖延，终究以人性的瓦解为代价。
“无为而治”的隐喻：和平不是理想，而是唯一的理性
道家所谓“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以人欲强行压制天道，不以好斗之心扭曲社会的自然秩序。老子讲“无为”，是警惕权力的躁动与妄作；庄子讲“逍遥”，是防止个体在集体疯狂中迷失。
现代国家体系中，谈“无为而治”似乎显得古雅甚至不合时宜。然而，把这层思路挪到当今冲突的现实中，却有着很干脆的指向：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首选，而应是不得已而为之、且必须严加约束的最末选项；把整整一代人、几代人推入战火，只为了抽象的战略利益，这是典型的“有为之祸”。
如果说现实政治惯常讲究“以战止战”“以力保安全”，那么道家的批判更像是在根本原则上泼下一盆冷水：任何试图以暴力稳定秩序的逻辑，最终都会反噬自身。今天的乌克兰，前线人的消耗与后方人心的流失，就是这种反噬的一种表现形式。
“无为而治”的深意，在于不要轻易放大权力的自负，不要轻易打开战争的闸门。一旦打开，就意味着你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炮火，更要面对自己社会的崩解与精神世界的长久创伤。
以出世之心观入世之争：修心、顺势与止战之道
在一个被信息、情绪与立场裹挟的时代，很多人对战争的态度，是被宣传、被舆论、被群体心理不断推搡着前进的。道家提出“出世之心”，并不是劝人逃离现实，而是提醒人不要被时代的疯狂轻易裹挟。
“道法自然”，不只是一个抽象命题。自然之道，本就不是把彼此毁灭到同归于尽，而是在张弛、消长、退让中寻求长期的平衡。战争之所以违背“道法自然”，正在于它放大了人类的贪婪、恐惧与敌意，把对立推向无法回头的极端。
在这样的视角下，“修行修心”也不再是个人灵修课题，而是一种政治与文明的自我反省：国家在抉择之前，是否还有能力克制冲动，不被仇恨操控；社会在动员之前，是否有勇气直面战争的真实代价，而不仅是它被美化后的幻象。
积累“福报和功德”，在现实语境中，可以理解为：尽可能将资源投入建设而不是毁灭，将智慧用于化解而不是煽动，将制度设计为减少暴力而不是便利暴力的工具。构建和平时代，绝不是一句软绵绵的口号，而是对整套权力运转逻辑的根本反转——从相信杀戮可以带来安全，转向相信节制与和解才是长远的护身符。
乌克兰今日的逃兵潮，也许会被许多政治叙事贴上负面标签。但如果把眼光放长，把视角拉高，它也可以被视为人性对战争的一次集体叛逃，是对“兵者不祥之器”的潜意识回应，是对“有为乱世”的本能反抗。哪怕这反抗软弱、零散、充满恐惧，却依然透露出人性中那点不愿完全屈服于暴力逻辑的微光。
唯有当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愿意从这样的微光出发，反思战争的合理性边界，重估权力的“有为”尺度，“无为而治”的道家智慧，才有可能在现代世界，从哲学典籍里真正走回现实，成为阻止下一场浩劫的隐秘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