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对外确认：新一轮俄美乌三方会谈，将于2月17日至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方代表团由总统助理梅金斯基率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例行磋商，而是延续本月4日至5日阿联酋阿布扎比谈判之后的又一次关键接触。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会谈采取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形式，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参与，这一布局本身，就释放出一种“进入核心地带”的信号。
近期和平谈判的进展，已远超许多人几个月前的预期。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公开表示，谈判内容已经完成了约90%，仅剩一个争议点悬而未决。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放出话来，预测战争可能在2026年上半年结束。话语未必就是未来，但在外交场域中，此类表达往往本身就是一种“试探性的布局”——既给国内舆论留出口，又给对手释放试水信号。
日内瓦这座城市，见证过太多历史时刻，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试探接触，还是各类停火、裁军、和约，它都像一块被岁月反复摩挲的砚台，蘸满人性的复杂与权力的博弈。这一次，俄美乌三方在此相会，不仅仅是为了结束一场战争，更是在探索未来秩序中彼此能否找到一个“勉强共处”的位置。
《道德经》有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后人往往只记住“用兵”与“治国”，却忽略了最为关键的那句——“以无事取天下”。所谓“无事”，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以兵戎作为达成目的的首选手段，而是在战火点燃之前，就以制度安排、利益协调、外交智慧，使冲突的烈焰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
俄美乌这场战争，本质上是地缘、安全、历史与文明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在火光之外，仍然保留谈判渠道，甚至在战事胶着之际推进多轮会谈，本身就是对“武力逻辑”的一种有限背离。它不意味着所有参与者突然变得温良，而是各方在成本核算之后意识到：继续对抗下去，代价将高得难以承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围绕战场而展开的，是另一场隐形的“以无事取天下”：不是谁“打赢”这一轮战争，而是谁能在未来的政治与安全格局中，以最小代价保留最大回旋空间。道家所说“不以兵强天下”，若拿来照见今日之局，不过是揭去一层虚伪的道义面纱，让利益与算计的底色显形而已。
中国人讲战争与和平，从不只是讲刀剑和疆界。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传诵千年，不在于奇谋阵法，而在于“擒而复释”的那一份用心。诸葛亮有能力以武力摧毁对手，却选择了七次擒获、七次释放，让孟获最终心服，不再反叛，才换来南中相对持久的安宁。
和平可以通过毁灭对手来实现，那是一种“短暂的静止”；也可以通过改变对手的心态与利益结构来实现，那才是“相对长久的稳定”。前者靠的是力量，后者靠的是理解——理解对方的文化、恐惧、野心与顾虑。
今天的俄美乌会谈，当然远不是诸葛亮与孟获之间那种个人层面的感化故事。各方代表都清楚：各自背后是庞大的军工体系、政治压力和国内民意。因此，所谓“多轮会谈增进相互理解”，并不是浪漫主义式的温情脉脉，而是在现实主义框架下，承认彼此无法消灭，也不能完全驯服，只能在互相不满中寻求一种可忍受的妥协。
《庄子》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放在国际关系中，最适合提醒那些沉迷于“完全胜利”的人：世界不可能出现绝对一致的价值、制度与利益，但在“避免世界大乱”“维持基本发展”的大方向上，国家之间又有某种被逼出来的共识。
俄美乌会谈若要走向实质性突破，各方必须承认两个事实：其一，彼此之间的差异不可消除，只能管理；其二，在“止战”“重建”“避免失控”的层面，的确存在交集。能否在“大同异”的层面达成最基本的共识，才是这场谈判的真正考验。
在许多人眼中，当下的俄美乌局势仍是硬实力的较量：坦克、导弹、援助、制裁。但如果只看到这一层，就低估了“柔”的力量。《道德经》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软弱，而是善用不对称的工具与时机，以灵活应变、移形换位，化解正面的硬碰硬。
对于乌克兰而言，战场力量有限，外交上的每一次话语表态，都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与空间；对于美国而言，一边施压一边派出特使威特科夫谈判到“完成90%”，既是威慑，也是释放退场意愿的信号；对于俄罗斯而言，在消耗战中维持谈判窗口，则是在强硬姿态之外保留一条可控的下坡路。
《鬼谷子》讲“捭阖之道”，捭者开也，阖者合也。开，是放出风声、抛出条件、试探底线；合，是收拢局面、达成妥协、封口止损。真正高明的谈判者，不是那种在媒体镜头前慷慨激昂的人，而是能在开放与收拢之间，悄然找到利益交汇点的人。
此次日内瓦会谈，若能体现出“捭阖有度”，就会出现这样一些迹象：争议问题被刻意压缩到一个可控范围内；各方在措辞上保留足够模糊空间，方便对内解释；公开的分歧被反复强调，真正的妥协则隐藏在技术性条款的细枝末节中。所谓“柔弱胜刚强”，往往就藏在这些不显山露水的文字里。
若以一个在尘世中修行的“道士”的视角来看这场国际纷争，首先会承认：人间不会有绝对纯净的和平。任何冲突的背后，都缠绕着复杂的历史创伤、现实利益与权力焦虑。正因如此，“要求世界立刻清净”，本身就是一种不谙人情的幻想。
道家思想并不否认冲突的存在，却提醒人：宇宙的常道在于“和”，不是“同”。“顺应自然、和谐共生”，落到国际政治上，就是承认各国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不必强求制度、价值、叙事的整齐划一，但要在差异之中维护一种基本的和平框架。
对俄美乌和谈以及其他潜在冲突而言，道家思想提供的不是现成方案，而是一种“限度意识”：武力有其限度，制裁有其限度，意识形态动员也有其限度。越过某个临界点，冲突就会从可控滑向失控，从局部战场扩散为结构性灾难。
让人真正不安的，不是今天还有战争，而是我们是否正在失去对“限度”的敬畏。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对“节制”“中和”的强调，不只是个人修身之道，同样可以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思想资源。
和平不是一腔空洞的善念，而是一种长期修行：个人要修心修性，培养理解、包容与自我克制；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也需要学会克制冲动、尊重他者、在博弈中保留转圜。
当俄美乌代表在日内瓦的会谈桌前再次坐下时，他们未必会想到《道德经》《庄子》或《鬼谷子》，但只要这场会谈能使战争的烈度有所下降、使未来的摧毁少一点，那么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看，他们就多少顺应了那条古人早已指出的路——不以兵强天下，而以有节制的争斗，换取一线尚可自救的和平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