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从诞生那天起，就在学习怎样与大自然相处。早在原始部落中，就已经有了朦胧的风水意识，居住的地方和墓地以及遗弃动物残骸的地方是要区分开的，这种划分应该是后世风水术阳宅与阴宅的意识雏形。部落时期已经有了方位的概念，懂得日照和风寒的关系，“近水向阳”已经成为宅地选址的目标。
殷商时期，盛行卜筮，事无巨细，皆要卜定。殷王想在鹿之东北修建城邑，曾多次问：何时为吉，何地为吉。龟卜不但用于卜宅，还用于国事。可以说殷周是风水的孕育时期。
据《国语·周语》记载，虢文公劝周宣王举行籍田之礼后，有“阳痹惮发，土气震发”“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周幽王二年地震时，伯阳父
说：“阳伏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从这些文字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用阴阳来解释天文地理现象。
《老子》一书中说“万物负阴可抱阳，冲气以为和”，指的也是阴阳二气。阴阳被认为是构成宇宙的基础，世界万物均可用阴阳解释。如， 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 阴；男为阳，女为阴……正如《列子·天瑞》中所说“天地之道，非阴则阳”是古人常有的宇宙观。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不同的学术流派和哲学思潮对宇宙演变和发展的不同探求，因此总结出一系列为人处世、治国理事的方法， 同时也对世界运行原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由此产生了阴阳、八卦、五行、元气等学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大量技术性专著，如“地理”和“阴阳”类书籍，对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给予指导和记录。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古代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宇宙本原的思索和探 讨。因此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和哲学思潮，儒、法、道、墨、阴阳、八卦、五行等各种学说争奇斗艳，互相争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由于战国七雄争霸，竞相筑城，战乱频繁，不断迁都，这也为风水学提供了大量实践机会。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形势使得各国迁都不 断，需要大量运用到风水学，由此锻炼出众多风水人才，为后来的风水学发展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这个时期出现《周礼》、《管子》、《考工记》等著作，总结城市建设经验以及选址理论，这些都为风水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大规模宫室的修建，为风水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而董仲舒等人的著作则为风水提供了思想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世界观逐渐形成，风水理论日益走向成熟。
与此同时，风水术也日益变得玄奥神秘。先秦相地术中的迷信成分进一步发展，特别在东汉时期，加入了天文学和其他谶纬内容。在各种建筑中，禁忌和迷信十分盛行。原本朴素的相地术分成了两个方向，其中以“图宅”为代表的风水流派，因为倾向于发展迷信而走上歧路。
此外，五行学说也兴起于秦汉时期，著名代表人物是邹衍。五行学说认为，自然万物有水、木、金、火、土等五种基本属性。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他还认为，五行以相克的关系传递，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
到了西汉末年，刘歆继承和发展了五行学说，提出“五行相生”的说法，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以此循环。刘歆有力地补充了五德终始说的相克理论，使五行之说成为一个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五者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此外，五行与阴阳观的结合，又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有了阴阳五行的平衡和协调，才能推动和维持所有事物的正常生长、发展、变化和消亡。阴阳五行学说被看成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原则，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阴阳五行学说极大地促进秦汉时期术数的迅速发展。到汉武帝时 期，术数名家众多，如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
家、太乙家等，他们共同推动了风水学的发展。
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观，使中国人自古对山水充满热爱。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风水学迅速发展的阶段。混乱的政治格局使人们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自然世界中。古人发现，山水也有很大的不同，只有充满美感的山水才有灵秀之气，从而出现了山水美学。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人们对自己的命运难以把握，风水观念再度兴起。例如：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管辂，以占筮、相术、相地著称于世；晋代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曾相信一位老人的话，把父亲葬于卧牛地，后来果然发达了。
对山水美学的研究，大大促进了风水学的发展。对山水认识的增 加，使古人有了更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在这一时期，也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风水大师和风水著作，将风水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这一时期，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大融会状态，玄学的兴盛和山水美学的发展，把风水理论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风水著作，如管辂的《管氏地理指蒙》，至今仍对风水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唐宋时期是风水理论大发展时期，涌现了一大批风水理论家，风水相关的分支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一时期，风水理论大发展的主要标志是：
- 有理论建树的人物增多，如唐代的袁天罡、李淳风、杨筠松、张遂等，宋代的蔡元定、赖文俊等，分支理论空前发达。
- 《宅经》等一类理论著作大量出现，在环境观念上使风水与佛、道、儒观念兼容合拍。它们把阴宅与阳宅区别开来：“占宅者，见形势气色，草变迁移，祸福交并，吉凶代谢。占葬者，辨山冈善恶，营域征邪，鬼神安危，子孙隆绝。”又如《阴阳书》，书中有镇宅法，提
出：“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 上，大吉利。”这两本经书曾出现在敦煌文献中，可见，唐代的风水观念已经流传到边远之地。
宋代已基本定型的风水理论在随后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深远的发展。明清时期的风水学者，其主要任务是对已有的风水著作做进一步阐释，对来自实践中的问题做进一步总结和提高。因此，这一时期研究和注释风水著作之风大盛。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证之风的兴起，更推动了风水理论研究的发展。众多“辟谬”、“校补”、“笺
注”之作不断涌现。
在地学方面，徐霞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一生访遍名山大川，虽不是从事风水术，但对岩溶、流水、地貌等问题做出了科学的解释，并完成了著名的《徐霞客游记》。
明末吴江人计成所著的《园冶》一书，曾在日本引起轰动。此书有三卷十篇，卷一是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四篇；卷二讲述栏杆；卷三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以士人为重。清王朝重视陵墓的风水，阳宅建筑也很讲究， 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传说中的风水佳处。
清初考据学盛行，一些学者在地学上也有贡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地脉》、《形胜》、《风土》等篇目，对舆地山川进
行了探讨。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最吉利，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容易得到满足。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几乎对每篇风水著作都做了考证，对当时流行的《葬书》、《宅经》、《玉尺经》、《地理大全》、《地翠总括》等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大体内容等做了较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成为相当重要的风水文献资料。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编纂，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共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包括很多风水典著，如《葬法》、《宅经》、《撼龙经》等。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其思想来源于老庄的道家思想，讲求虚 无、宁静、无为、不争。在东汉之后，道教成为一种教派之后，慢慢走入歧路，希求通过修炼身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脱离世俗成为神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宗旨是通过身体的修炼和对自然的利用，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脱离世俗成仙。基于这样的思想，道教也注重对自然环境的研究，风水学从中获益颇多。
道教的经典《道藏》中，就收录了风水经典《宅经》和与风水有关的丧葬礼仪著作《儒门崇理折中堪舆完孝录》。理气派风水的“九星”说即是借鉴道教，风水典籍《九天玄女青囊海角经》是借了道教神仙谱中的“玄女”之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原本是道教中四个方位的保护神，风水借其名形成“四灵”模式。风水的“符镇”借鉴了道教的“符镇”， 风水的“悬镜”借鉴了道教的“照妖镜”。
风水对道家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也使道家出现了专门研究风水的道
士。这些道士利用道家广泛的民间基础来传播风水，同时也利用改造风水的效果来传播道教。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信仰，研究的是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而风水讲究的则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因此，佛教不可避免会受到古代风水学的影响。
佛教能在中国得以盛行，得益于它能根据地域、时代的变化，进行一定的变通。在中国，由于神仙方术和风水堪舆十分流行，为了吸引信众，佛教吸纳了风水中的望气、五行、星宿等知识来为俗众占验、预卜凶吉、治病等。
例如佛教寺庙的选址原则是“四灵兽”模式：“环若列历，林泉青 碧；宅幽而势阻，地廊而形藏。”这种考察环境的做法，一方面是来自于佛教的静修教义，另一方面是受风水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国的名寺大多建在风水宝地，遵循理想中的风水布局模式。
许多风水名著往往藏于佛家。道教中最精于易经术数的陈抟也正是从师于一个佛家高僧。
随着国外风水热的流行，中国国内也开始出现了“风水回归热”，尤其是香港的新闻出版界出版了大量关于风水的书籍，香港电视台也开设了“风水专题”类节目，并深受民众欢迎，由此带动了中国内地针对风水的学术研究。
为什么会出现“风水回归热”，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趋理性化，环境已经成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的内容，风水学的内在要求与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不谋而合。风水学本身的内容和性质是重视环境，重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 在国学日渐受到重视的今天，大量的风水典籍被还原，这对风水学的研究与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